由二万一千八百多人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历经古浪、高台、水泉和倪家营子等地多番血战，到了1937年3月，战斗人员只剩下三千人左右，可谓损失惨重！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在肃南县康乐乡石窝山举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
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另外，现有三千人就地改编成三个支队，分散游击，保存力量，等待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到来。其中：王树声、朱良才率九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和100多骑兵为右支队，约500人，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毕占云、张荣率特务团一部、伤病员、妇女团余部及总部干部为一个支队，就地坚持游击战；李先念、程世才率三十军千余人为左支队，到左翼大山打游击。
朱良才将军在1982年写的回忆记录中说：“这天下午，我们行到了一个乱石山窝。在这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我没参加，由其他同志传达给我的。会上，陈昌浩传达了中革军委要求的千方百计保存实力的指示。我还听说了李先念同志在会上发表了很沉痛的感慨，他说：‘我们是失败了，这是痛心的，但是，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是局部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没有失败，而且永远不会失败！’徐向前同志也号召大家‘坚持斗争，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由于这个会在一片乱石窝开的，后来就叫‘石窝会议’。”
展开剩余83%徐向前还在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即自己不愿先一步离开大家，要与大家生死与共。
他抗议说：“我不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在一块嘛！”
陈昌浩无奈地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同志，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
陈昌浩这么说，其他的同志也都纷纷劝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去。
散会后，徐向前对李先念说：“我实在不想走！但现在的情况不允许，这3000来人的队伍就交给你们几个了，你们一定要带着他们冲出去，能多带走一名战士就能为革命多保存一份火种。你们的担子不轻啊！”
李先念潸然泪下，说：“请总指挥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带着队伍突出去！能多带走一个是一个！”
当天夜里，李先念、王树声等人目送陈昌浩、徐向前走后，立即集合部队准备转移。
李先念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但并不是无路可走，出路就是要快速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摆脱马家军骑兵的跟踪追击。只要我们能突围出去，就有回旋的余地，就有办法可想！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河东的红军还在战斗，党中央还在陕北，革命并没有失败，暂时的失利吓不倒我们，天大的困难压不倒我们，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红军！”
随后，三个左支队时分头行动了。
非常遗憾，王树声的右支队和毕占云的支队后来在马家军的轮番包抄、兜剿下，队伍被打散，从虎口中脱生的少数人士经过千辛万苦，分头辗转回陕北去了。
李先念支队的行军路线经过深谋远虑。当时，李先念是这样考虑的：祁连山的东、北面集结着马家军的重兵，南面的青海柴达木盆地更是马步芳的势力范围，如果往这些地区前进，将无法保证队伍的生存。西面虽然是渺无人烟的冰山雪岭，但敌军的兵力少，容易摆脱追敌。
所以，李先念、程世才和率领队伍向西翻越祁连山。
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冒着狂风暴雪，艰难前行。
事实证明，李先念的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他们沿途基本没遇到马家军的阻拦，所需要应对的就是马家军尾随而来的追击。
为了摆脱这源源不断的追击，李先念安排战士在队伍后面边走边扫雪，把队伍留下的脚印清除掉。
队伍迤逦而行，在风雪中走了三天，到达了干涸的柴沟河边。
这时，大家携带的干粮已经吃尽，天气寒冷，大家衣不遮体，很多人的手脚都被冻坏了。
三十军副军长、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在砟子河更楼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左臂中了枪伤，由于缺乏药物护理，伤口严重恶化，左手臂血管已断，全身高烧、抽搐，无法走路。
李先念就安排战士做了担架，要抬着他走。
熊厚发坚决拒绝，他说：“我不能给部队增加了累赘，我就在这儿不走了!”
熊厚发是红军队伍中最坚强、最伟大的战士之一。他是大悟县宣化店镇甘家湾人，16岁参加红军，17岁
加人
中国共产党，18岁任营长，19岁任团长，20岁任师长，22岁任红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从参加革命一路走来的7年中，身经百战，由普通
战土
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战员，每一次荣升都伴随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1933年春，时任营长的熊厚发率部在四川杀牛坪与5倍之敌激战3昼夜，俘敌1500余人！
1934年2月，时任团长的熊厚发率部夜袭马鞍山，全歼敌2个主力团，随后又在反击援敌进攻中再歼敌2000余人！
同年9月11日，在黄木桠战斗中，时任师长的熊厚发率部歼敌2个旅、俘万余人，缴获枪支7000余支、追击炮20余门，全师受嘉奖，所属二六二团、二六五团分获“钢军”、“夜老虎”奖旗。
1935年3月，熊厚发率部最先强渡嘉陵江，掩护后续部队过江，先后攻占飞虎山、剑门关等要地，歼敌近万人。
1937年1月，担任了红三十军副军长的熊厚发在倪家营子与敌鏖战40个日夜，先后毙伤敌1万多人！
就是这样一员威风八面的红军将领，为了不影响队伍的转移，主动提出了要留在原地的建议。
留在原地，基本等同于等死。
李先念、程世才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从鄂豫皖起就一直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留下？他们心如刀绞，抱头痛哭不已。
没有人同意将熊厚发留下。
熊厚发抹去泪水，语气坚决地说：“追兵很快就要来了，不要再犹豫了，放下我，你们走吧!”
为了安慰李先念，熊厚发还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政委，你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
百般无奈，李先念含泪为他写了证明信，并留一个排照应和掩护他。
就这样，李先念、程世才他们生人作死别，从此一去，阴阳两隔。
关于熊厚发的悲壮结局，程世才在回忆录《悲壮的里程》中是这样写的：“几天以后，马匪搜山时，全排同志战斗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厚发同志被俘。因为马匪恨透了红八十八师，所以把他解到青海，残忍地用炮将他轰死。在为党献出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仅仅二十四岁的红军师长，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然，程世才不忘补上一笔：“这些壮烈的情景，是后来我们逃出来的同志们说的。”
也就是说，程世才所说，并非亲见，而是听后来“出来的同志说的”，只是传说而已。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李先念他们走后，熊厚发收拢了一些失散的红军战士，连同留下的一个排，坚持在祁连山中打游击。
四天之后，熊厚发他们在祁连南山草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与搜山的马忠义部遭遇，双方展开激烈枪战，最后熊厚发和仅余的五六名战士一同被捕。
《青海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的描述是这样的：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马忠义在祁连山大山根的石崖边，突然又被红军射击，石崖靠近山间火力旺盛，马忠义以一个营的兵力冲上去，枪声才稀稀拉拉，发现红军二三十人，大多数已牺牲，俘获五六人，其中有师长一人，年约三十岁，左臂早已打断，腿部又被伤。马忠义迫令投降，即遭到严厉斥责，马忠义竟残忍凶暴地搬动枪机，这位师长举起右手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其后从被俘战士口中得知，这是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将军”。
伪《青海日报》也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三版载了“生擒伪师长一名，擒获伪师长仍行枪决，以快人心”的报道。
不管是被大炮轰炸还是被机枪扫射，熊厚发都是一样的光辉、伟大！
比较值得慨叹的是，熊厚发的年龄不过才二十四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把他描述成三十岁，是因为艰苦战斗岁月将一个年轻鲜活、青春无敌的红军指战员磨砺成了满脸沧桑的老成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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